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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有順評《山本》:在寬闊處省思,在悲哀中相信

作者:謝有順   發布時間:2018年04月27日  來源:作家出版社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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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離開了地理上的商洛和棣花鎮,賈平凹的寫作更見從容。《山本》的敘事還是如此密集,但明顯多了不少閑筆,顯得精微而繁茂。秦嶺雄渾,寫秦嶺的《山本》自然也要寫得大而廣,既要依托于大的歷史背景,也要寫好生活的細節和末梢。這是一種寫作心態上的變化。

小說里麻縣長這個角色的設置就意味深長。這個安分的人,在各種勢力的角逐中,施展不了自己的抱負,于是,他品茗,結識花草,為秦嶺寫風物志。“他差不多記錄了八百種草和三百種木,甚至還學著繪下這些草木的形狀。近些日子,他知道了秋季紅葉類的有槭樹、黃櫨、烏柏、紅瑞木、郁李、地錦,黃葉類的有銀杏、無患子、欒樹、馬褂木……知道了曼陀羅,如果是笑著采了它的花釀酒,喝了酒會手舞足蹈。知道了天鵝花真的開花是像天鵝形,金魚草開花真的像小金魚。”這種旁逸斜出式的文人旨趣,不僅使地理意義上的秦嶺變得豐贍、茂盛,也有效舒緩了小說的節奏。

  

  作家出版社·《山本》 

  作家出版社·《山本》

    也許,賈平凹無意寫什么百科全書式的小說,但《山本》在物象、風情的描寫上,確實是花了心力,小說的敘事也就不再是單線條地沿著故事往前推進,而是常常駐足流連、左盼右顧。這種曲折和多姿,昭示出了作者的寫作耐心,也是《山本》在敘事上的新意所在。  

  作家出版社 《山本》

  

  作家出版社 《山本》

    秦嶺并不僅僅是《山本》的背景,它就是小說的主角。要寫真正的秦嶺志,秦嶺的一花一草,一木一石,就都是角色,它們才是秦嶺的肌理和血肉;而生活于山里的人,反而是過往云煙,他們或強悍或懦弱,或善良或兇殘,或智慧或奸詐,終究本于塵土而又歸于塵土。小說的最后寫道,“這是有多少炮彈啊,全都要打到渦鎮,渦鎮成一堆塵土了!”陳先生說,“一堆塵土也就是秦嶺上的一堆塵土么”。這就是“提攜了黃河長江,統領著北方南方”的秦嶺,中國最偉大的山。它無聲地接納著一切,包容著一切,它撫平人心的溝壑、歷史的褶皺,當春天來臨,又是百花盛開,太陽照常升起,萬物生生不息。秦嶺是一切生命的舞臺,也是上帝般的觀察者,人與物的榮辱興衰,盡在它的眼底。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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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山本》寫出了一座大山的肅穆、莊嚴與敬畏,所謂悲憫,正是由此而來。  

山本》多是寫小人物的群像,重在以小民的生活史來考辨歷史的事功與情義。但比之以前的小說,《山本》還塑造了井宗秀這樣的亂世梟雄。井宗秀成長的故事,原本是一個英雄的故事,他堅忍、能干,不斷做大自己,夢想造福渦鎮,應該說,他身上寄托著作者的某種理想,但權力、財富、美色使一個英雄失去了魂魄,人性失去了光彩,他終究成了另一個人。井宗秀崛起和墜落的過程,說出的正是人性的復雜和悲哀。陸菊人和井宗秀是有對照意味的。他們之間無關情愛,她是一個男人成長與衰敗的見證者,也是他的哀戚者。這個女人寬闊、平靜、智慧,承受著生活的重負毫無怨言,認命但又不愿屈從于現實的安排。她是《山本》里的奇女子,一個光彩奪目的人物。對陸菊人的理想化,可以看作是賈平凹為中國文化、為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點亮了一盞小小的燈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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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這也是賈平凹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。他寫這塊土地如何藏污納垢,寫歷史背后的罪與惡時,總是對人性懷有一種良善的企盼,對尋常巷陌的煙火氣有一份親近感,對小老百姓向往安寧生活的愿望感同身受。不管革命或戰爭如何侵擾人心,惡與暴力如何摧毀美善,賈平凹的筆下總會有一兩個人物,他們不屈或高潔的精神如同燈火,在那些晦暗不明的歲月里閃爍,如《帶燈》里的帶燈,《古爐》里的蠶婆、善人,又如《山本》里除陸菊人以外的瞎眼郎中陳先生,還有那個廟里的地藏菩薩,他們都像是《山本》里寫到的那面銅鏡,照出歷史的榮光,也照出歷史的齷齪,照出人性的丑惡,也照出人性殘存的光亮。  

作者看著這一切的發生,痛苦著,憐憫著,茫然,彷徨,有一種無所適從,但也不知該歸罪于誰,不知該審判誰。在《秦腔》里,他說,“我的寫作充滿了矛盾和痛苦,我不知道該贊頌現實還是詛咒現實,是為棣花街的父老鄉親慶幸還是為他們悲哀”,又說,“我沒有恨白雪,也沒有恨夏天義”——“不知道”和“沒有恨”,這種寫作倫理,可謂是饒恕一切、超越一切;《老生》里一面是山水,一面是人事,各自的脈絡清晰可見,而又渾然一體,追求海風山骨的氣韻下也不避人性的兇險;《古爐》察看“文革”之火是怎樣在小山村點燃的,看人性如何裂變或堅守,敘事調子上是壓抑而哀涼的。
相比之下,《山本》在精神省思的力度上,是進了一步。看得出,《山本》對一種文化命運的思索、一個民族精神根底的理解,更為自覺而深切。所以,《山本》已不止于一種鄉村日常的描摹,散文式的敘叨,地方風物的展現,而是追求在一個更寬闊的背景下揭示小鎮革命的紛紜變幻,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。里面有歷史演義,亦有人性拷問,而關于中國人該魂歸何處的精神思辨,則透著一種過去不太有的文化氣象。作者在“后記”里說,“《山本》里雖然到處是槍聲和死人,但它并不是寫戰爭的書,只是我關注一個木頭一塊石頭,我就進入木頭和石頭中去了。”書寫一種精神的來與去,辨析歷史中的人過著怎樣的日子,有怎樣的靈魂質地,這背后又蘊含著多大的悲愴和代價,這才是賈平凹寫作《山本》的真正用意。牟宗三說,一個有文化生命的民族,不顧其文化生命,是一種悲哀,但一個民族如果有其最原初的最根源的文化,而我們又不信,也無從信,則是另一種悲哀。
《山本》沒有掩藏這種悲哀,但它還告訴我們,在廢墟之上思索和相信,遠比空泛的悲哀更有意義。

  

   

  

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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